行政问责典型案件七则

     (本刊资料室)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突出和加大问责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紧紧抓住“责任”二字,反复强调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通过用好问责这个利器倒逼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到实处,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走向深入。五年间,问责制度不断完善——制定实施《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围绕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领导责任,综合运用检查、通报、诫勉、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方式,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各省区市党委和纪委、中央部委党组(党委)和纪检组建立健全约谈函询、述责述廉等制度,制定落实“两个责任”细则和问责条例实施办法,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的局面。五年间,追责力度不断加大,一批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典型问题被查处,2014年至2017年十九大召开前,全国共有7020个单位党委(党组)、党总支、党支部,430个纪委(纪检组)和6.5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

一、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等典型案例

201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甘肃省委省政府以及包括3名省部级领导在内的多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激起了千层浪,许多媒体同呼“罕见”。

通报指出,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突出: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问题严重,部分水电设施违法建设、违规运行,周边企业偷排偷放问题突出,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不力。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党中央批准,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受到严肃问责。其中,责成甘肃省委和省政府向党中央作出深刻检查,时任省委和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反思、汲取教训;分管有关工作的甘肃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杨子兴等3名省部级干部,因对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负有领导责任,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或约谈、批评并在一定范围通报、作出深刻检查;甘肃省林业厅原党组书记、厅长石卫东等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8名责任人,以及其他负有领导责任的甘肃省能源局、环境保护厅、水利厅、安全监管局,张掖市肃南县政府、武威市天祝县政府,甘肃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7名现任或时任主要负责同志,分别被问责。

二、宿州宋庙小学“要求受助贫困生出钱请吃饭事件”问责案件

2016年初,安徽宿州宋庙小学“要求受助贫困生出钱请吃饭事件”,刺痛人心、影响恶劣。引起广泛讨论的,除了事件本身之外,还有20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的严重后果,追责对象从普通党员干部直到厅级干部。

导致这样的结果,两个关键人物发挥了坏作用——时任埇桥区教体局局长朱勇,时任埇桥区教体局纪委书记杜玉侯。在听闻宋庙村党支部书记和宋庙小学校长自作主张,让受捐助的贫困生每人拿出200块钱,招待来捐助的企业工作人员吃饭这一顶风违纪问题发生、群众利益受到侵害后,本应该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这两个人,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一个面对媒体想捂着盖着,一个临“危”受命去“协调”媒体。

从“一直未就事件展开调查,反而试图以‘有偿不闻’的方式阻止媒体曝光”,到纸包不住火之后错上加错,匿情不报、欺瞒组织,造假串供、执纪违纪……最终,宿州市委、市纪委、埇桥区委因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主要领导被诫勉谈话;埇桥区纪委书记落实监督责任不力,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埇桥区教体局局长、区教体局纪委书记、朱仙庄镇中心校校长等人不认真履行管理监督责任,还试图阻止媒体曝光,对抗组织调查,分别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等处分;搞“有偿不闻”的某媒体记者站站长也被所在媒体辞退。

三、贵州省大方县饮水工程损害群众利益被问责

十八大后的几年间,因维护群众利益“不走心”而被问责的党员干部不在少数。贵州省大方县就有一起因下属“闭门造车”损害群众利益,分管领导被问责的典型案例。

2016年8月,贵州省大方县纪委接到举报:“对江镇白龙村人畜饮水工程没有落实,村民用水较为困难,望相关部门察看并解决。”接到举报后,大方县纪委立即开展调查核实。经查,大方县水务局曾在该镇实施造价22.96万元的人畜饮水工程。县水务局安排设计人员进行工程前期勘测设计构图时,设计人员实地勘测了水源,但没有对输水管道地形进行勘测,凭经验在设计图上勾画出了输水管线路。不料,凭经验画的施工图遇到了“拦路虎”——施工方按照施工图在白龙村白龙坡地段铺设管道时,突遇悬崖,管道无法向前铺设。

面对设计不合理带来的停工,水务局分管领导与有关人员到施工场地实地察看后再无下文。惠民工程变成了烂尾工程,白龙村、营兴村群众继续“用水难”。最终,该县水务局设计队队长陈章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分管该项工作的县水务局副局长赵明泉、县水务局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人穆君被问责,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警告处分。

四、云南省元阳县扶贫资金被套取及大量闲置问题

云南省元阳县扶贫资金没有如期发放问题是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关于督查问责典型案例的通报》发布案例。2013年至2016年,由于云南省元阳县扶贫办、农业局等主管部门未严格履行审核职责,元阳县现代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通过虚报种植面积、虚报工程量等方式,套取扶贫贷款贴息等财政补助资金156.64万元。截至2016年8月底,元阳县部分扶贫项目推进缓慢,983.4万元扶贫资金闲置,未及时发挥效益。元阳县委、县政府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元阳县委书记李维、元阳县县长和爱红、元阳县委统战部部长叶秉明(时任元阳县财政局局长)、元阳县沙拉托乡人大主席张玉勇、元阳县牛角寨乡乡长白川涛、元阳县上新城乡副乡长杨学信受到诫勉谈话处理,元阳县副县级干部龙正福(时任元阳县副县长)、元阳县农业局主任科员马正福(时任元阳县农业局局长)、元阳县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陈进忠、元阳县攀枝花乡党委书记朱生明(时任元阳县新街镇镇长)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元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叶茂生(时任元阳县扶贫办主任)、元阳县上新城乡人大主席普志鑫(时任元阳县新街镇副镇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元阳县农业局副局长马志学、元阳县扶贫办小额信贷股股长王建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免职处分,元阳县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经济科负责人白武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其他3名相关责任人受到通报批评。

五、江西省南昌市发展改革委涉企乱收费问题

2014年6月至2016年9月,江西省南昌市发展改革委违反《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4年第11号)关于“评估费用由委托评估的项目核准机关承担”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号)关于“有关评估评审费用等由委托评估评审的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承担”的规定,将应由自身承担的评估评审费转嫁给项目单位,造成项目单位多缴纳政府核准项目评估评审费共计578.92万元。南昌市新建区委书记(时任南昌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李伟被约谈,时任南昌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总经济师柳华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南昌市发展改革委规划法规处处长肖先礼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六、海南省海口市工商部门履行“双告知”职责不到位问题

2016年1月至5月,海南省海口市工商局、海口市龙华区工商局和海口市保税区工商局按照“先照后证”办理注册登记的药品企业中,有19家药品企业的部分经营活动需要取得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药品生产或经营许可,而工商部门未按规定履行“双告知”职责,未及时告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以上企业注册登记情况。海南省工商局、海口市工商局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海口市工商局副局长邓剑雄受到诫勉谈话处理,海口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局局长吴新霞、海口市工商局信息统计办公室主任刘顺玉、海口市龙华区工商局局长文昭徽、海口市保税区工商局局长段树文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并受到通报批评。

七、狄治民涉黑团伙“保护伞”的处理情况

2017年8月10日,洛阳市公安局立案侦办了洛宁县兴华镇董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狄治民团伙犯罪案件。4月下旬以来,由洛阳市纪委监察委和市公安局联合组成专班,在省纪委监察委专案工作组指挥下,对案件进行重新研判,发现案件存在余罪漏罪和未挖“保护伞”问题,工作组迅速展开行动,对在押的狄治民及其团伙骨干共9人全部异地关押,对10名取保候审人员重新收监,对8名涉案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截至9月5日,该案涉黑团伙首犯狄治民被判处有期徒刑22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18名涉黑人员分别判处6个月至1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8名充当“保护伞”的公职人员被判处3年2个月至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分别处以10万元至30万元不等的罚金。同时,对56名失职渎职的涉案公职人员进行追责问责处理。